今年是我从医的15个年头，人们都说“岁数大了，容易回忆”。医生也一样，当医生久了，记忆中自然会留下一些难忘的抢救、难忘的病人或者难忘的家属。
2004年，是我刚上班的第一年。初入江湖的我，看到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敬畏生命的同时，让我倍感压力和责任。因此，尽管医院没有要求怎么加强学些，在下班后，我每天都要强迫自己在科里学习几个小时再回家。
有句名言说道，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想说的是，医学知识是随时为用到的那一刻准备的。
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妇科突然打来电话：我们科有病人晕倒了，请你们快来帮忙。麻醉科医师因具有多学科的专科知识和插管及循环管理的技能，是绝大多数医院的抢救核心力量。接到电话，麻醉科几个人从不同的地方纷纷赶往妇科。
到达现场后，经过妇科医师的描述，大家诊断都倾向于一个致命性疾病——肺栓塞。该病特点是，十分凶险、病情变化快。据相关数据表明，一旦发生大面积肺栓塞，自发病之后开始计算，10分钟后，每延后一分钟开始救治，救治成功率将下降10%。因此，大家兵分几路，各自负责一片：有抽药的、有扎点滴的、有抬走周围可能影响抢救桌椅的、有飞奔去推除颤仪的……。
当监护仪亮起来后，屏幕上的数据再次佐证了大家的推断。虽然肺栓塞在症状上与心梗极难鉴别，但凭借多年的实践和理论，大家通过发病之前的种种迹象，给出的诊断还是一致倾向于肺栓塞。
很多时候，医生都是凭借经验在进行治疗。如果确诊这个病，肺CT或者核磁是优选的，心脏超声对于较大的栓子具有诊断意义。然而，即使可以很容易实现的床旁超声也要几分钟才能到达。对于一个需要论秒钟抢救的生命，每一秒都是珍贵的。换句话说，此时医生也是在扛着风险砥砺前行。在抢救生命面前，无论错与对，有的只有拉住生命逝去的步伐。此刻，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生命努力着。
在大家努力之下，患者的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振奋。然而，在给了大家时间进一步检查、印证之后，确诊结果是让人非常矛盾，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这个致命性疾病——肺栓塞。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是否继续抢救？因为这个病人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即使没有这次肺栓塞，预期寿命也会小于一个月。如果救，意味着病人除当天抢救需要上万元的花费，后期进入ICU之后每天至少一万员。即使家属有钱、不在乎钱，病人如果有意识，她会在生命临终时刻接受浑身插满管子死去吗？
她的家属只有一个儿子，看样子是个凭力气吃饭的汉子。在我们第一次征求他意见之后，他抱着头蹲在走廊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这样僵持着，家属没有明确的意见，所有的抢救措施都得继续进行。家属不表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做任何家人，做出放弃的决定也是艰难的。
到来下班的时间，仍然没有明确意见，但常年与生死离别打交道的大家已经默认了解了家属的意见——放弃。因此，除负责用药的医生和护士，其他科室帮忙的医护陆续撤离了现场。对于其他医护的撤离，家属也看在眼里，但也没有阻拦和其他不满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希望很渺茫，继续抢救，自己的经济能力确实是一个问题。
留下的人当中，就包括我一个。除了我还有一名妇科医生和一名她们科室的护士。那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医生和家属都不抱有希望，可能都在等着时间来宣判。而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医学生誓言昨天刚刚在耳边回响，同时又对特殊病例是那么的新奇。于是，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决定要坚持到最后。
时间来到深夜，妇科那位医生因为要为其他病人换药离开了，只留下我和一名护士在继续坚守。由于病人的生命体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每隔几分钟就要用一次药、每隔一端时间甚至需要一次大抢救。后半夜两点左右的一次大抢救之后，看到疲惫的护士，再看看地下的一大盆药瓶，我让那位护士也去休息了。这是一个极度耗费精力的工作，在抢救过程中丝毫感觉不到疲惫，一旦抢救成功、病情稳定了，疲劳、困乏都随之而来了。
回头想想，正因为此病人的特殊情况，才有了我坚守的机会。如果家属放弃，在停止一切医疗措施之后，病人几乎会在几分钟内走完生命历程；如果选择继续抢救，病人进入ICU，集全院之力抢救，也不会有我出手的机会。而我，是一个还未来得及将在学校和实习期间所学应用在临床的“新手”。
在抢救过程中，我几乎将涉及到该病人抢救的所有药理、生理和急救复苏知识都搬了出来。幸运的是，病情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中间的几次危险情况，由于没有进一步的佐证资料，几乎只能根据现场病人的各项指标来分析。
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病人的病情已经逐渐变得很稳定，只需要偶尔用一些药来维持。我知道，病人已经度过了严重肺栓塞起初阶段严重的呼吸循环紊乱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恰恰是病人死亡的主要阶段。虽然眼睛睁不开、双腿发飘，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
等到大家都上班的时间，该病人的生命体征更加平稳了，意识已经恢复。同事看到这一幕，也都流露出惊讶的表情：这个病人还活着。按照常理，那天夜里之前家属就应该做出决定。一般情况下，当医护人员认为从理论上救治无望或者即使救活生存期也很短的时候，为了避免人财两空的局面，都会尽量劝说家属放弃。家属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更应该尊重科学。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勉强的抢救不仅会让家里活着的人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对于病人也是在临终之前饱受各种插管等医疗处置的额外痛苦。
那时，因为我还年轻，认为一切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应该摒弃一切医疗以外的因素全力救治。如果是今天，再发生这样的事，我想我会更理性的去对待。
他儿子得知他母亲脱离危险之后，几乎兴奋的蹦起来。人性使然，即使那一夜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但看到自己母亲又活过来的时候，相信他在后悔当初没有坚决的坚持抢救。
这次抢救并没有上更多的监护设备、也没有做更多的检查，用得最多的就是那一盆药和一些注射器。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类生存期短的病人，在收费的时候，很多监护费用都是尽量给予减免的。因此，虽然经历了大抢救，但总体花费很少。重要的是，换回了他母亲之后一个月的寿命（他母亲最后因之前患有的妇科疾病去世）。
这个病例是我一直不能忘怀的，不仅仅它是我职业生涯经历过的第一个危重症病人，重要的是，他让我在行医道路上更加坚守那份“医学生誓言”。
医学生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