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期间，患者占满了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附近的紧迫医院。）
被盛行症改动的医学与社会
本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20.3.23总第940期《我国新闻周刊》
疫情在全球规模延伸，轮流侵入不同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现象，整整一百年前就曾呈现过与此相同的景象。
1918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呈现了新一轮流感，兵营和社区开端沦亡。费城卫生部门担任人不认为意，没有采纳任何办法。此外，一场征集战役债券的聚会活动如期举行，十多万人集合在街上，爱国热情与逝世的暗影环绕在一起。
忽然爆发的这场盛行病让费城的公共卫生体系很快溃散，而本就过度拥堵的城市状况和短少的医疗体系助长了疫情的延伸。其时，发源于殖民时代的费城，工厂数量迅猛增加，外来人口许多涌入，大多数居民仍是几十户共用一个厕所，工人们挤在狭小的公寓里，常常像换班相同轮流睡觉。
大流感也侵入到了英国。那里是工业文明的前哨，也是现代公共卫生的肇始之地。19世纪宛如昨日，许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伦敦等大城市，卷入工业的时代次序中，霍乱和肺结核盛行，城市改造和医院变革成为必要，家庭与个别被归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体系里。但与此同时，盛行症也在进化，增加了新的不确认性。
这场流感相同延伸到了我国的大部分区域。武汉三镇作为内陆的通商口岸，也暴露在盛行症的全球链条中。但与此同时，这儿还面对着愈加陈旧的盛行症的要挟，比方鼠疫。公共卫生的概念没有树立，政府和个别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地带。民众习惯于求问中医，而大夫们则企图用传统的术语去解说那些症状。
“有必要留意一下的是，大流感发作的时分，人们并没有敏捷认识到这场灾祸的阅历，也短少国家之间的协作。直到1933年，咱们才确认了导致大流感的病毒。”美国国立卫生研讨院急救护理研讨办公室担任人杰瑞米·布朗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布朗本来是一名急诊科医师，亲自阅历过2009年那场冲击美国的禽流感疫情。2018年，大流感曩昔了整整一个世纪，布朗出书了专著《丧命流感》。本年3月，该书中文版在国内问世。此刻，新式冠状病毒疫情已触及全球。
长久以来，人类企图战胜盛行症形成的损伤，寻觅疫苗和药物。医师们在手术台上与病菌浴血奋战，研讨者则在显微镜下寻觅病因。但实际上，真实的答案往往存在于医院和试验室之外。
细菌与医院转型
全部还要从19世纪说起。那是一个归于霍乱的时代，这种烈性盛行症本来仅仅起源于孟加拉的一种当地病，影响规模有限，却爬上了新式的轮船和火车，抵达欧洲，频频地在伦敦等地爆发，成为许多英国人的噩梦。
面对出人意料的霍乱，许多欧洲医师将其归因于所谓的“瘴气”，这源自长久以来的阅历，腐朽物和污水散发出的气味很简单和疾病联络在一起。尽管真实的病因还未显露面貌，但这并没有阻止城市变革的脚步。1832年的霍乱推动了当地卫生委员会的树立，但作用不大，1848年的再次盛行则促成了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树立。
1854年，伦敦再次爆发了霍乱疫情。内科医师约翰·斯诺企图寻觅盛行症的源头，在经过具体的造访和勘测之后，他在伦敦地图中标示了每一个患者逝世的地址，他们往往散布在水泵和水井的周围。
这份“逝世地图”证明了霍乱的首要传达途径是水源，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成为疾病的温床。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将数值体系与盛行症研讨相结合，这是医学实践从阅历主义走向理性的要害。
1859年，伦敦的下水道改造工程开端。将污水排放到间隔城市日子尽或许远的当地，这是变革者们的初衷，但改造进程并不简单，部分居民认为这个大规模的设备重造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实际上，政府与个别之间的张力一向伴随着盛行症的防治。疫情与惊惧当然打乱了原有的社会次序，却也成为重塑两者联络的关键。
在更早之前，也便是鼠疫和麻风病横行的时代，为了阻断触摸传染，强制的关闭隔绝将患者从社会联络中剥离出来，以献身少数人自在的价值，换取了多数人的健康。而现代公共卫生的行政手法标准着民众的行为与日子方法。
“抵抗关闭式的团体隔绝渐渐的变成了大不列颠的一种传统。到了19世纪末，英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盛行症的代替办法，包含疾病挂号、隔绝医院、居家隔绝和消毒灭菌，这被称作‘英国体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莫尼对《我国新闻周刊》说，他长时刻研讨英国公共卫生史。
（中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侵袭欧洲期间，呈现了初期的防护配备：医师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眼睛由通明的玻璃护着，手着白手套，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患者怎么疗病，他们深信这样的配备能够维护自己免于“黑死病”的感染。）
这些办法进入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立法标准中。由此，居民得以在盛行症的要挟之下保持正常的日子，但需求遵照一系列的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医疗体系也完成了转型，从曩昔的救济院和收容所转变为归纳与专科医院。专科医院包含针对肺结核与黄热患者的疗养院，以及针对盛行病的隔绝医院，包含天花、霍乱、猩红热和白喉等等。隔绝医院不只仅将患者从社区里隔绝出来，也是患者的亲朋学习防治行为与标准的当地。
与此同时，医学取得了长足的开展。1860年，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生物体而非化学链式反响引起，成功将其转变为病菌学说。1882年，德国科学家科赫确认了结核病的病原结核杆菌，证明了肺结核并非遗传病，而是一种盛行症。这震慑了整个科学界，也进一步确证了病菌学说。第二年，他在埃及别离出了霍乱弧菌。
病毒与现代公共卫生
大流感爆发的1918年前后，依然存在千奇百怪的偏方疗法，比方放血和灌肠。流感对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形成了冲击。西南滨海小镇法尔茅斯的乡民们没有挑选将患病的孩子送去医院，而是将他们带到了当地的煤气厂。这些家长们认为，让孩子触摸有毒气体能够减轻流感的症状。
部分医师对立这种过度医治，大多数疗法和药物并没有科学的依据，包含奎宁。来自芝加哥的医师詹姆斯·亨利克阅历过1890年和1918年的两次流感大盛行，他在1919年发表文章，认为大多数医治流感的医师都是根据“浅薄的查询和有限的阅历”，却疏忽了自限性疾病常常能够自愈的现实，真实需求做的是隔绝和歇息。
“和新冠肺炎的状况相同，那场大流感有着两层层面。关于大多数人来说，症状并不严峻，会形成一些日子的不方便，需求在家躺上数日，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了。但关于一部分人来说，流感或许会演变成要挟生命的沉痾。”美国国立卫生研讨院急救护理研讨办公室担任人杰瑞米·布朗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对流感病因的研讨，以及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推动了美国临床医学的前进。而防备医学则促进了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开展。
（1861年，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者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经过鹅颈烧瓶试验证明了细菌不是自然发作的，而是由本来已存在的细菌发作的。）
在那次流感爆发之前，美国医学长时刻处于欧洲的影响之下，医学院水平不高，立志从医的年轻人往往需求到大西洋的对岸肄业，才干成为一名优异的医师。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树立，这所院校引领了一场美国的医学教育变革，并将上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试验室研讨。相同重要的还有洛克菲勒医学研讨所的树立。
威廉·韦尔奇曾留学德国，后来长时刻担任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领导者。他致力于以科学的办法研讨公共卫生，凭借盛行病学，了解疾病的作用形式和传达途径，进犯其缺点，到达防备的意图，由此霸占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盛行症。
“1918年的那个时代恰好是美国整个现代医学的转型期，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展遇到了许多公共卫生的问题，由此敞开了医学教育变革，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法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讨中心主任张大庆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1918年10月，新一轮的流感在美国延伸。研讨者们追寻流感的成因和病原体，但一时刻并没有达到一致。一场超大规模的查询由此开端，触及计算学和盛行病学。许多的研讨者们走街串巷进行社会查询，或是在试验室里追寻流感的传达轨道和病原体。许多人一度将原因归结于流感杆菌，但依然有人开端将留意力转移到一种未被判定的滤过性病毒身上。1933年，肖普和刘易斯确认了形成流感的原因是一种病毒。
城乡试验与麻风病防疫
1918年6月初，上千名感染流感的战士从湖南来到汉口就医，他们呈现了多种症状，或许还患有并发症，但其时的报纸无法区别，医师也不能分辩。这些战士好像人体炸弹，随意地跨区活动。附近的武昌也没有逃离疫病的侵袭。其时流言四起，有人说河里的尸身污染了水源，也有人说是由于吃了太多苋菜和豆腐。
10月，流感的第二波攻势降临。绍兴医学会的医师曹炳章剖析了节气对流感的影响，将这场盛行病定名为“秋瘟”。而在国外，人们将流感归因于细菌，常用的办法是戴面具。在救治的进程中，曹炳章也学习了国外的一些防疫阅历，有认识地隔绝人群，避免分散，终究取得了不错的作用。
曹炳章将这次防疫阅历写进了《秋瘟证治要略》。他在书中供认，中医的确诊方法多凭阅历，没有显微镜仪器的剖析，也就无从得知流感的传达途径。这不是中西医榜首次的磕碰，两者的比武一向继续了一个世纪，并连续到现在。
回过头看，大流感时期我国各个区域的卫生状况依然十分不均衡。在上海租界区域，先进的卫生观念和设备被移植过来，并影响到当地的华人。而在行政力气无法有用触及的村庄区域，人们遵从着传统的日子方法和风俗观念。
当穿戴白大褂的医师呈现在瘟疫众多的村庄区域时，人们依然会像是遇见鬼魂相同，将其与逝世联络在一起。他们愈加了解的是传统的游医，乃至是巫术。1918年，陈旧的鼠疫和新式流感的轮流侵袭，预示着全球化与传统社会次序的独特糅合。日子景象每天都在发作显着的改变，关闭的社会圈层开端活动。
个人的清洁被其时的人们认为是应对盛行症的有用办法。在20世纪初，当“卫生”的概念进入到“东亚病夫”的社会语境，很快便跟现代国家联络在一起，成为国民改造的重要环节。麻风病等疾病也被认为是社会落后的一种表征。
从晚清到民国，警察厅逐步替代了曩昔那种自我操控的社区联络，从前的当地会馆等安排退向边际地带。卫生业务一度也由警察厅担任，后来才别离出去。和19世纪的伦敦相同，城市改造提上了政府的日程。
“无论是下水道，仍是自来水体系，乃至是现代化的厕所，都是在防备肠胃型和寄生虫盛行症，包含伤寒和霍乱。还有水沟加盖，针对的是疟疾等疾病。但关于经过空气传达的盛行病，比方流感，还没有触及。”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面对更具有传染性的盛行病，需求更有用的社会防控机制。但在其时，在个其他日常日子与国家的卫生体系，在城市与村庄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的真空地带，给了不同理念和体系弥补进来的空间。
（1867年，英国医师约瑟夫·李斯特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提出外科手术消毒的技能和理论。）
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开端进入我国。1923年，美国闻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向基金会提出，在协和医院树立卫生学系。到了上世纪30时代，他更是在协和医院和基金会的协助下，开端了社区公共卫生试验，并兴办北平榜首卫生业务所。
“兰安生在北平缓定县等地的公共卫生试验，与其说是根据美国的阅历，不如说是借用了国际上的测验，包含苏联和南斯拉夫。他在其时被看做是社会主义者，受到过批判，但关于我国在1949年今后的公共卫生是有启示作用的。”张大庆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兰安生的学生陈志潜承继了教师的路途，在村庄区域推广三级保健体系，从本地培育医务人才。这影响了上世纪60时代的赤脚医师准则，巨大的人力投入到村庄的根底卫生建设中，并交融了传统的中医资源。
从上世纪50时代到80时代，我国用二十多年的时刻基本解决了麻风病的痼疾。团体化的社会安排是这全部的条件，而悖论之处在于，一方面是举世瞩意图防疫成果，另一方面，则是麻风病医师所支付的巨大价值。
网格与全球化
20世纪五六十时代见证了人类关于盛行症的达观心情。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除了血吸虫病的要挟，毛泽东曾以《送瘟神》的标题写下两首七律。这次应对相同靠的是大规模的发动，当地的人们提出了“半年预备，一年战役，半年扫尾”的标语。
相似的达观心情也能够见于同时期的美国。一个撒播甚广的风闻是，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曾在1969年表明，现在是该合上盛行症的书，并宣告针对瘟疫的战役现已完毕的时分了。
或许天花的防治能够为斯图尔特的结论供给依据，但新式的盛行症带来了更严峻的检测，比方艾滋病。而关于重复呈现的流感来说，这场战役相同远未完毕。人类不断调整疫苗，以应对不断改变的病毒株，但病毒的进化速度一向远超疫苗研制的速度。最短的流程也需求一年的时刻，才干终究进入市场。
“咱们必定要知道，疫苗关于不同的盛行症，作用往往差异极大。比方说，天花的疫苗作用很好，咱们已彻底将它从地球上铲除。可是，咱们每年的流感疫苗，顶多也只要50％~60％的作用。不同的流感需求不同的疫苗，每年都要打一次。”美国国立卫生研讨院急救护理研讨办公室担任人杰瑞米·布朗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流感给现代社会增加了不确认性，防控注定是一项全体的工程。1918年的大流感从前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人寿保险业遭受重创，铁路服务被大幅减少。商场的日常经营受到限制，引起了制造商和业主的不满。劳动力极度短少，工人们提出涨薪。低收入者死于流感的概率是有钱人阶级的三倍。
（1920年2月2日，在美国纽约，俄罗斯舞蹈家亚历山大·撒哈罗夫的妻子克洛蒂尔德感染了流感。亚历山大深信动物有“法力”，能够协助人们对立流感。）
1957年，又呈现了一次流感的大盛行，病毒从我国贵州起程，在香港爆发，很快分散到美国和欧洲。初夏之时，流感侵入英国境内。可是，政府并没有汲取1918年大流感的阅历，应对依然匆促，不同的社区各自为战，抗生素被许多运用，但疫情仍是不断加剧，不少医院呈现了医护人员的感染。8月，电台播放出音讯，主张居家隔绝，不要去医院。
“盛行症的盛行，其实许多人都有阅历和阅历，可是面对的一个窘境是，人们常常过完了一段时刻就忘了，业务太冗杂，导致我们的这种竞争性的优先考虑点不相同，眼前愈加火急的问题常常减弱警觉的认识。比方现在的‘不惜全部价值’，都为操控疫情服务。”张大庆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相似的循环也发作在21世纪。从SARS到新冠肺炎，中心曩昔了17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院教授项飙专门撰文剖析其间的改变。2003年的时分，农民工被政府选作首要的防控目标。据数据计算，顶峰时期农民工的SARS病例占总数的14.81％。许多农民工在疫情爆发之后脱离城市，回到村庄。
“‘链式反响’意味着疫病盛行和农民工之间的相关以社会分层为中介。比较而言，新冠病毒的盛行所引起的则是‘网格反响’。居住区、片区、城区，乃至整个省区，都充任起网格的人物，将地毯式的监督强加于一切居民，使活动最小化，把他们隔绝起来。”项飙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项飙所言，十七年后，活动现已变成城市里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状况，交通工具的便当不只缩短了物理间隔，也重组了社会空间。SARS疫情之后，社区的网格化办理作为防控机制的根底，推广开来，但依然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冲击。
“为了应对相似的疫情，社会联络的隔绝变得必要，但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关于贫穷和老弱集体，社会体系的支撑应该在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莫尼对《我国新闻周刊》说。
